古代禅让制是首领想把领导权让给哪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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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安平

(尧帝)

《史记》之《伯夷列传》首段,藏有一段极有意义的记载: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远古时代传承帝位、天下重任,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以至于像舜、禹被九州部落头领们推选为帝位候选人后,苦苦干了数十年,功业建立,诸侯朝服,才得以代行帝事,后来践帝位。这才是远古时代“禅让制”真正的意思,没那么简单说让帝位就让帝位的。而且如太史公所说,这段描述是有史料可查的,“《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不是虚构。这就值得后人认真思考了。至于详细记载“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舜乃豫荐禹于天”等等内容,可见于《史记》首篇《五帝本纪》。

(舜帝)

(一)功兴授政

这次若不是细心阅读,我又是一翻即过,还真不知道原来舜、禹当个部落总首领的过程,是如此漫长。数十年,在古人就是大半生啊,若掐幼头去老尾的,几乎就是要用一生的大好时光去苦干,才能争取到从“代理首领”过渡到“正式总首领”的。

这期间,长寿的帝尧、舜可一直是在老“总首领”的位置上瞧着呢,更有诸小部落首领们的年年拭目以待,暗中考察,能干到数十年满了,大家还能拥戴他们,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做人的弊病,舜、禹是真的不容易啊!舜、禹老来接受帝位,名至实归。资料上可没记载他们那时接受天子位可以靠武力恫吓,也没有私人团队宣传喉舌的欺蒙,他们完全是靠实干苦持赢得了部落人心。

自夏禹以后,我还真想不起有哪一个朝代真正实行过这样纯粹的“禅让制”制度,最高统治者只有在很长的试用期内干合格了,才会被授予正式帝王之位。

太子储君算吗?太子储君可不是来自民间,需民选民决,也不能独立担当国事。尧、舜可没徇私看上他们那些不肖的儿子。

(大禹治水)

说明白点,这个试用帝王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帝王,不全是由禅让的老帝王说了算,也要由各地方部落首领推荐说了算,“岳牧咸荐”;要用试用期的政绩说了算,“功用既兴”。试用期若不合格,各地就不愿衷心归附,都用脚去投票,那最后还是不能授予正式帝位。

等到禅让的老帝王要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中国就开始进入了“家天下”的封建制国家,夏朝。

回过头来一想,原来这样“一手交房,一手交钱”的硬核政权交接方式,不搞政权“预售制度”,在朴素的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只是后来才失去几千年的。后来的封建政权,都是先把政权搞到手再说,然后边享受富贵边干干政事,干得好不好百姓基本上没法管了——除非直接发起冲突把帝王家族推翻,经过一番生死博斗。

尧、舜那样的禅让授权,似乎就可以防止那些沽名钓誉没有真才实学的人登上大位,干不好可以随时换人考察,尧就换过很多人;也可以堵绝深藏恶劣之心的人,在一旦掌控政权之后,就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祸害百姓,百姓悔之已晚。

(二)人心惟危

但禅让后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实际上再看看,舜,在“代理首领”的位置上苦干了数十年获得了帝尧的认可禅让帝位后,他就将尧——也是他的“双妃岳父”,囚禁放逐。他还放逐尧的儿子,使他们父子从此两隔,这难道不是公报私怨?等舜死了,二妃都不愿与他同葬,“舜葬苍梧,二妃不从”。

而大禹呢?

他登上大位后也逞露内心阴暗,干了坏事。舜曾进言尧“殛鲧(流放禹的父亲鲧)于羽山”,“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天下人都认为是舜杀了禹的父亲)”。禹于是又流放舜于苍梧,“崩于苍梧之野”,死前情状很惨。他们登位后表现出的德行都不仁道,变了面目。这就是一个人一旦手中掌握了至高权力,失去监摄,就大概率会为所欲为干出坏事,权力有多大坏事就可能干多大。

(王莽篡汉)

如果这些传说都是真的,人心真是不可测啊!所以后人由“禅让制”的历史讲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性本恶”这样拔动心弦的话。连那么慎密的“禅让制”都不能保证那些远古帝王的笃诚始终,后来人心的复杂诡谲更是想起来就可怕啊!

这种“功兴授政”的制度,在夏朝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是很少可能发生的。世上没有人不内心垂涎帝王之权位,只要有机会都会倾轧相争,这是人性在历代社会竞争中愈趋于更恶的结果,文化的不断积累一点也没有让人优先选择从善,而是把恶藏得更深更隐蔽更智慧。

比如汉昌邑王刘贺就象是个代理帝王,刚试用期就不合格,一进宫就大行淫乱,马上被霍光等人共废之,死了也不得谥称为帝。

又比如王莾、曹丕、司马昭、拿破仑等很多中外帝王,在上台之前为收获人心,极尽谦虚惺惺惺作态,一旦加冕就急不可耐丑态毕露了。

还有袁术、袁世凯这二袁急欲称帝丑态百出,而沦为历史的笑料。

(曹丕与汉献帝)

(三)以古为鉴

代理职位制度,在现代社会倒比较常见,且有很完善的法律备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一般用于短期应急,或者直接依法由副领导人暂代了。但像禅让制那样,让某人先把政事干好了,最后才获得正式领导人称号的,还没见到,那样“名不正,则事不成”,不利于放开手脚干事。而正式领导人也不能长期空缺或不干政事吧。

这种“禅让”制度,仍然值得现代人重新审视其意义,至少可以激励代理职位人在获得正式职位之前勤勉于政事,可以减少有些人一旦领导权力到手,就私心膨胀得意忘形。他必须得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干出成绩,方可等到真正上位的日子。否则,他就只是个试用领导,暂代权力而已,随时准备好走路的,旁边拍马溜须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吧。

远古的时候客观条件实在太差,房无片瓦,蓬茅为覆,当帝王其实也是个苦力活,所以许由、务光等人才会逃避当帝,伯夷、叔齐才会听说西周赡养老人就往姬昌那儿跑吧,而不一定是他们的道德真的有多么高尚——当然,以高尚作为灯塔照引后人行进的方向是应该的。

太史公说的“伯夷叔齐虽贤”我实在是感受不深,他们“得夫子(与太史公)而名益彰”倒是真的。凡有坎坷人与不平事,太史公总是会给予特殊关切,他每次想倾吐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坎坷不平。

傅安平,年生,湖北黄冈人,工学本科。现自由职业,业余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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