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定谋反之乱
霍光辅政时努力地为自己扫清辅政路上的障碍，汉武帝临终时将幼主托付给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人，虽以霍光为首辅，但其因为其他两人的节制，他的权势也是收敛的，霍光努力地巩固其自身的地位，与上官桀结成亲家，将长女许配给他的孩子上官安，但是不久，这几人的权力上矛盾逐渐凸现出来，上官安女被立为皇后这件事起初霍光是极其反对的，他害怕上官桀的权力逐渐超过自己，没想到鄂邑蓋公主在这里帮助了上官桀，将安女立为皇后，后来鄂邑蓋公主欲为自己的情人丁外人求侯，可是霍光认为丁外人实为鄂邑蓋公主的情夫而拒绝，这使霍光与上官桀，上官安和鄂邑蓋公主的矛盾越来越深，他们对霍光是极其不满的。
《汉书》载：“光时沐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可见上官桀的地位与权力渐盛，而且从上一句史料中可以看出霍光的权力明显受到了上官桀的控制，上官桀欲要独揽政权急于与霍光争权，霍光与桑弘羊的正面冲突影响最大的应是“盐铁会议”，该会议是围绕盐铁是否专卖的问题展开的，但实际上也是霍光与桑弘羊在权力与实力上的一场较量，黑琨学者则认为“盐铁会议上霍光并没有事先预谋，而且认为霍光要打击异己势力，亦不必假借贤良文学之力。”笔者则并不赞同因为霍光辅政后就是这种借助于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这件事。“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可见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为国兴利，借此机会为自家子弟求取官位，但遭到了霍光的拒绝，由此事十分的仇恨霍光。
无论是盐铁会议还是参与燕王的谋反，都可以看出其实桑弘羊与霍光的之间的分歧乃是他们个人的分歧，而不是政治上的分歧，剖析盐铁会议和桑弘羊所主张经济政策，以及最后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霍光与桑弘羊的政治主张大同小异，那么盐铁会议真正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晋文学者在《桑弘羊评传》中在论述了桑弘羊悲剧结局的原因中，阐述了桑弘羊是否参与了谋反之事，他认为桑弘羊只是参与了罢免霍光的活动，但是霍光认定桑弘羊的谋反是没有直接证据的，霍光在审查桑弘羊的一些记录已经被霍光销毁了，完全是依靠推论来治他的谋反之罪的。由此可见霍光与桑弘羊之间的真正的分歧就是在于个人恩怨，霍光在诛灭上官集团的同时也可以将这罪名放在桑弘羊的身上，这是一石二鸟之举，霍光借此事可以除掉一直怨恨自己的桑弘羊，同时可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这样在朝中他就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通过此件事情我们确实可以看见霍光的政治手段。
在《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云：“久之，旦姊鄂邑蓋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与燕交通。”于是燕王旦看见朝中的不稳定因素，想借机夺取皇位，于是带金钱财宝去贿赂鄂邑蓋公主，此时上官桀竟与上官安、燕王旦等人同谋，并且记下霍光的过错，上书给皇帝。“九月，鄂邑蓋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骠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
因为燕王旦欲夺皇位，这就触动了昭帝最敏感的神经，即使政事皆决于霍光，昭帝想欲摆脱，可是上官桀这股势力却用不得，因为他与燕王旦欲谋反，即使摆脱了霍光可也不会独自掌权，而且自己的帝位也会不保，因此昭帝勇于揭露他们的阴谋，并将上官桀与燕王旦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公之于众，此中做法不仅保住了霍光的地位，同时也保住了自己的帝位，这样霍光可借助于他们的谋反这件事将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等人尽数的被斩杀了，从此他的权力更大。昭帝执政的大权皆委托于霍光，可是吕思勉先生认为燕王上书“觉其有诈，此非实录，诈为燕王书者皆狂痴邪？”
笔者比较赞同吕思勉先生的观点，理由如下：其一，面对上官桀势力的膨胀，严重的威胁了霍光的权势，而且通过他们密谋诬陷霍光谋反这件事，已经使霍光开始警觉，他已经认识到上官桀，桑弘羊等官员一日不除，早晚会有一天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剥夺。因此霍光不会坐以待毙，必然会采取行动，这件事极有可能是霍光一手策划的结果；其二，昭帝对霍光十分的信任，“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谮毁者，坐之。”这种绝对的信任可以使霍光放心地安排一切打击政敌的行为。包括笔者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关于桑弘羊谋反认定一事上，就有可能是霍光做的手脚，将自己的政敌全部消灭；其三、上官桀作为辅政大臣，不会托人上连十四岁小孩子都看出来有问题的奏书吧。
因此更加证实了这件事并不像《汉书》记述的那么的真实，有很多有待考证的疑团。除此之外，平定谋反之乱后，便是斩杀昌邑群臣二百余名。昌邑王被废是霍光一手策划的结果，昌邑王一登基便封昌邑群臣，有意打压霍氏集团，因此霍光便以行淫乱将其废黜，而且将昌邑王的手下斩杀，牢牢地把握住了自己权力。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霍光的十分专权的，霍禹故吏任宣谓霍禹曰：“大将军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霍山亦言：“又诸儒生多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伏之。”
可见霍光的专权，杜绝别人议论之语。霍光不仅专权，而且仇恨极深，桑弘羊参与了谋反，侯史吴知情不报，先已经被赦免了，后来霍光认为这件事处理得太轻了，丞相田千秋为了保住自己的女婿召集两千石的大臣为这件事求情，希望可以劝说霍光从轻处理他们，可是当时霍光在朝廷中权倾朝野，大多数大臣都附会霍光的意见，并且霍光知道这件事十分的气愤，认为丞相田千秋召集大臣属于越权的行为，在这件事僵持之下，杜延年上书霍光，认为此件事情处理得过为严重，恐怕会不得人心。但是霍光依然将侯史吴和少府徐仁杀死，而丞相田千秋则没有触动。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霍光在宫中的权力已经超越了丞相田千秋，并且朝中大多数都是他的亲信，因此他便对触犯他地位的人绝不姑息，如果没有杜延年的上书，霍光一定会触碰田千秋的丞相地位的。由此可以看到霍光对此次案件处理的如此严格，并不是十分得民心的，因此这也是为后期霍氏集团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但是从上面的探析，我们可知霍光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促进了王朝的稳定，消除朝中的谋反之人，维护了王朝政令上的统一，有利于政策的推行。
二、攘夷狄、安边境
汉武帝时期主动征伐匈奴，劳民伤财，所以霍光初期是致力于和亲，“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焉。”霍光的和亲政策后来渐渐的变成了主动征伐之势，“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昭帝时）“冬，匈奴入朔方，杀掠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旁。”霍光征伐匈奴，初期是带有被迫的性质的，因为匈奴侵犯汉朝领土，杀害郡县的都尉，危害百姓的安全与利益，其行为危害了汉朝的稳定，所以汉朝想要讨伐匈奴已经很久了，迫使霍光在元凤元年采取行动，匈奴两万骑兵侵扰汉朝的边境，汉朝军队发兵斩首、捕获大约有九千余人，活捉瓯脱王，汉朝却没有损失什么。
汉昭帝元凤三年“匈奴右贤王和犁污王率兵四千侵边……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之，大破之，杀犁污王。”匈奴派两万骑兵入汉朝的边关，扰乱边关的安定，于是汉朝派兵追赶，抓了九千余人，把瓯脱王活捉，汉朝并没有太大的损失。在元凤三年，匈奴派四千人侵扰汉朝边关，汉朝发兵追击，杀了犁污王。随着汉朝经济实力与政治的统一，霍光开始不再姑息匈奴的一味侵扰，而是采取了行动，主动打击匈奴，开始了对外的强硬态度，在对外打击匈奴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霍光应该和汉武帝的想法是一致的，最初所采取的和亲政策只不过是因为汉武帝后期百姓生活困苦，经济凋落，所以以和亲为主。
如“元凤四年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两千骑击之”。在元凤四年的时候，因为辽东乌桓叛乱，范明友带领两千骑兵追赶，《匈奴传》中也记载：“汉得匈奴降着，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单于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盗寇，北边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通过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于霍光来说虽是先询问赵充国的意见，但是霍光又询问了范明友的意见，但是霍光并不是在商量这件事是否可行，他只是想找一个赞同自己意见的人。而这件事的背后可以看出霍光对征伐乌桓等民族志在必行。足以鉴证霍光对外的主动征伐之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霍光分析到这场战争，汉朝有十足的把握胜利，所以霍光用自己的女婿亲自出征，足以体现霍光的培植亲信的目的，当然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霍光能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在范明友出征之前，要求他兵不空出，这反映了霍光对他的严格要求，同时也为了汉朝的百姓考虑，不想再重复汉武帝时期因为征伐而带来的后果，但是这也体现了霍光军事才能。元凤六年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乌桓复犯塞，遣明友击之。”可见霍光对征伐匈奴之事态度坚决，绝不姑息，当时在前朝作为首辅大臣的霸道政治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不仅在昭帝时期霍光主动出击征伐匈奴与乌桓，在宣帝时期霍光也多次主张派兵征伐，“宣帝本始夏，大旱，东西数千里，先是五将军众二十万征匈奴。”霍光派二十万大军去攻打匈奴，这出兵的规模并不比汉武帝时期的出兵的规模小，所以在对外战争这一块笔者认为霍光完全是汉武帝思想的一种继承，或者受到了汉武帝很大的影响，对待匈奴上使用的是强硬的手段，所以笔者认为，霍光辅政期间对待匈奴和乌桓等少数民族的问题上，霍光并不是一味的奉行妥协姑息的态度，而是继承了武帝对外征伐的思想，特别是昭帝后期和宣帝初期的对外用兵也是规模很大的，但是总体而言，霍光辅政时期边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为汉王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这一切都归功于霍光的对外政策。
三、休养生息
霍光辅政时期不仅致力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治理，还特别注重农业经济的恢复，作为汉武帝托孤的重臣。霍光深知发展经济注重农业的必要性，汉武帝创造了盛世，对少数民族进行了长达几十年大规模的斗争，因此人力财力损失惨重。武帝后期虽然边境威胁减弱，可是社会危机却加深了，南阳、齐、楚等地开始出现了暴动，因此武帝后期开始致力于西汉经济的恢复，来减少社会矛盾。霍光辅政后开始继承武帝遗志，实行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政策。
翻阅史料可见过关于于大赦的记载非常的多，如：
“后元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始元元年秋，七月，赦天下，赐民百户牛酒。”“始元四年，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元凤元年，夏，六月，赦天下。“元凤二年，六月，赦天下。”“元凤四年，六月，赦天下。”“元凤六年，夏，赦天下。”“元平元年，九月，大赦天下。”“本始元年，赦天下，勿收田租赋。”“本始四年，大赦天下。”
霍光辅政期间多次大赦天下，汉宣帝刘询就是在霍光的大赦天下的时候从掖庭到民间的，霍光作为汉武帝时期的老臣，深知主动大肆征伐对国家财政带来的经济危机，劳民伤财，因此他在辅政期间实行大赦天下，大赦天下这种措施只是霍光辅政一种手段，《汉书》中记载的有十处之多，在霍光辅政的二十年中平均每两年就大赦天下，可见之频繁。而这只是霍光辅政措施中经济措施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大赦天下，社会上才有足够的劳动力去发展生产，才有可能促进汉朝经济的恢复。
除此之外，霍光辅政的一个手段便是大力宣传以农为本的的理念。“始元元年，乙亥，上耕于鉤盾弄田。”“始元六年，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在昭帝继位初，年幼的宣帝“鉤盾弄田”，年仅九岁的昭帝可能并不知道此次行为的意义，而这件事的背后却是霍光辅政的意志，即让百姓知道最高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因此在始元六年的时候他再次耕作在上林。
除此之外，在霍光辅政期间，宣帝也在元始元年、本始四年等多次下诏倡导以农为本，究其此次事件的原因，除了历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霍光辅政树立了立农本，复兴国家农业的指导思想。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机器的运行十分的重要，经济的发展可以维护王朝对内经政治的稳定，对外可以更好的开展朝贡体系，维护与匈奴的友好往来。但是对农业的重视仅仅通过统治者大肆宣扬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统治者制定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霍光辅政期间，昭帝与宣帝分别在始元元年、始元二年、始元四年、始元五年、始元六年、元平元年等年份，颁布了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这次政策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举贤良文学，了解民间疾苦，只有了解民间的疾苦，方能更好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好的
